晒沙谷米 徐绍荣 摄

我走过广州、上海的繁华，也踩过北海银滩的细沙，心里却总惦着一个地方——那是我们从小唤作“勤礼”的古镇。后来才知道，它古称“乾体”，今名乾江，可追溯至汉代，曾是两千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上舟楫云集的岭南商埠。这份惦念，便悬成了多年的念想。

这十多公里路，说来不远，却因种种缘故，迟迟未能成行，在心里反倒生出一种阻隔感。

终于在去年暑假，我去了乾江。此去有两个目的：看看那“乾体港”究竟是何模样，再买一点心心念念的、传说中乾江特有的“沙谷米”。

古圩比我想象中更耐看。一条被岁月磨出凹痕的石板路，蜿蜒探进深巷。两旁是清末民初式样的老屋，灰墙黑瓦，门楣上融着西洋线脚的雕花已被风雨侵蚀得只剩柔和的轮廓，但沿街的铺面仍散着当年的烟火气。墙角的青砖砌得细密工整，偶有藤蔓垂落，恍惚间，仿佛能听见百年前古港码头的喧嚣在此处交织回响。

走出古街，来到郭李氏祠堂前的大榕树下，有老人闲坐石墩上，见我端详大门对联，便缓缓说起家族是明初从福建迁来，“到我这辈，已是二十代了。”我试图寻访更古老的汉时印记，未果。踱到村口，只见一方几乎被野草吞没的淤塞水塘，塘畔空地上，只余一块标记此处为古码头的石碑，默然对着这片沧海桑田。

再转回老街，路过苏氏宗祠，据说也有四五百年了。祠堂前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的竹竿搭成了巨大的晒架，摆满了圆形大箥箕，摊晒着薯粉，像画家打开的色碟——紫色的如落霞，白色的似薄雾，在灼灼日光下层层铺开，蒸腾起一股暖烘烘的、带着清甜的薯香。两位头戴斗笠的大嫂，正俯身在这些斑斓的色块间，麻利地翻动着手中的活计。

“这是做沙谷米的粉。”一位大嫂见我驻足，直起身，用围裙擦了擦手，指着那些瑰丽的色块说，“喏，紫色的是紫薯，黄色的是红薯，那种白些的，是状元薯粉。”她告诉我，这门养活过无数代人的手艺，如今在乾江只剩寥寥几户人家还在守着。“费工，卖不起价，年轻人不爱学了。”她的语气淡淡的，可眼角那丝怅然，却藏不住。许多古老的事物，大约都是这样静默退场的。

这“费工”二字背后，是二十多道依赖天时与手感的古法：冬日收薯、捣碎、沉淀、取粉，将湿粉在一张大布中“摇”成浑圆的珠胚，再入铁锅，凭老师傅一辈子的手感，用文火慢慢翻炒定形，最后经沸水浴、烈日曝晒，方得那一小撮温润如玉的颗粒。阳光、手温、光阴，便在这反复的摇、炒、晒中，一点点织进了米里。

我买了好几斤，一斤一袋用自封袋装好，沉甸甸的。拎在手里，不像是零食，倒像提着几件古董。

后来翻阅资料，又请教老人，才知道这不起眼的“珍珠”，竟是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来客”。它的名字“沙谷”，音译自南洋的“Sagu”，本是热带木薯淀粉制成的“西米”。顺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连同名字一同漂洋过海，抵达乾江。而这里的先民，以就地取材的智慧，用本地的状元薯、番薯粉，接续了这缕异域的风，将它“酿”成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味道。老人说，早时乾江人家，几乎家家会做这个，这或许是海丝贸易留给这片土地最朴实的馈赠了。

沧海桑田，古港的帆影已杳，码头的喧嚣已寂。这粒从南洋远道而来的沙谷米，成了连接往昔的味觉记忆。它在岭南古圩的天井里，经日复一日的晾晒，最终成为碗中一粒粒温润的“珍珠”。

当晚，我便按大嫂叮嘱的法子煮了一锅糖水。沙谷米清水略漂，万不可搓；沸水下锅，文火慢搅，去其火味；再换新水，看那琥珀色的颗粒在滚水中渐渐莹润，中心留一线白芯时，便关火加盖，借余温焖透。

晾凉后，盛入碗里，调入一勺熬制的冰糖浆，入口滑糯非常，又带一分爽口的Q弹，一缕清幽的薯香，从舌根温柔地漾开。后来，我试着将它冰镇，或兑上冰镇的椰奶，那沁凉的甜润滑过喉头，竟让整个燠热的夏日都清凉了几分。我将剩余沙谷米分赠亲友，他们或加入牛奶，或佐以鲜果，纷纷说这朴素的味道，远比外头花哨的珍珠奶茶来得真切踏实，而且吃后肠胃舒坦。

一碗沙谷米终于下肚，我也算完成了这趟追寻之旅。我寻找、分享的，与其说是一种食物，倒不如说是一种物产交流的鲜活标本。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一粒异域的种子，变成此地餐桌上寻常的温暖。

窗外夜色已深，暑气却迟迟不肯散尽。唇齿间，那缕穿越千山万水的清甜，还在轻轻地漾着——像是从千年前的古港码头一路漂来，最终，安稳地停在了我这只小小的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