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黄祖松 摄

有这么一种说法时常见于北海市地方文史工作者笔下：廉州的得名与廉政有关，是为纪念合浦历史上那些廉官廉吏。近年来，这种说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变成朝廷的主动作为了——因为越州改名廉州是在唐贞观八年（634年），文史工作者就说这是唐太宗要在全国树立廉政文化标杆，云云。果真如此吗？

有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作简单类比，称与欧洲近代同期的清朝皇帝实行“开明专制”。事实上，明清时期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巅峰，这点学界已有共识。于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接近“开明专制”的是唐代。从制度设计来说，唐代三省六部制对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如皇帝不经过吏部和三省法定程序任命的官员只能是“斜封官”，受到社会各界鄙夷。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关系具体表现为“一个肯听、一个敢说”，这种君臣共治模式更是得到士人推崇，是故史书记录往往不惜笔墨。

今日我们之所以对“贞观之治”的各种细节如此了解，除正史《旧唐书》提供的信息外，主要靠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详细记录了太宗一朝君臣间的谈话，以此反映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倘若廉州得名真是因为唐太宗要在全国树立廉政文化标杆，那么《贞观政要》定然会大书特书。然而，翻遍《贞观政要》，我们却未能找到相关线索。唐代历史学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指出：廉州“取大廉垌以为名”。李吉甫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的父亲，他本人也曾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廉州得名果真与朝廷要树立廉政文化标杆有关，他身为高官不会没有耳闻。

同时，查阅史料可以发现：隋唐时期河北就有“廉州”，岭南的廉州是在河北的“廉州”被废后才命名的。从逻辑上讲，若要以此在全国树立廉政文化标杆，保留河北的“廉州”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事实上，越州之所以要改名廉州，是因为重名了：唐代江南就有一个“越州”，是现在绍兴的前身。如果不改，容易造成公文混淆，影响行政效率。刚好河北的“廉州”被废，这个名字空出来了，合浦这一带又有个大廉垌，新的州名就顺理成章地叫作廉州。

宋代《新唐书》编纂时，同样主张廉州得名于大廉垌，可见其继承了《元和郡县图志》的观点。唐宋时期官修的正史、全国性总志都主张廉州得名于大廉垌，说明廉州得名与廉政文化相关是晚近的“创造”。

“廉州”一名何时被人与廉政联系起来，其具体时间节点已不可靠。但元代廉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伯颜的《海角亭记》有称：“唐改郡为廉州，何哉？盖谓汉有孟尝守，政善革弊，珠徙复还，因易廉名，以取律贪之义焉。”一个“盖”字就说明这是推测，并无实质证据。同时，《海角亭记》其实是一篇政论文章，里面一些说法是有着政治目的的，并不是学术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海角亭记》主张廉州得名与合浦太守孟尝有关，这点与后世主张与合浦太守费贻有关不同。待到明万历年间的《粤大记》，其叙述就已变为：“仕合浦太守，为政清简，民怀其德，或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贻故也。”故事的主人公由孟尝变成费贻。不过，一个“或”字同样说明作者对此没有十足把握。

现存的第一部《廉州府志》是《崇祯廉州府志》，廉州得名与合浦太守费贻有关这种说法已窜入其中，列于费贻的传记之后，后续版本的《廉州府志》以及民国《合浦县志》又因袭之，但这些志书都保留了“或”字，说明这是一种仅供参考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廉州府志》《康熙廉州府志》在记录大廉山时都指出廉州得名于大廉山，《乾隆廉州府志》《道光廉州府志》则明确指出廉州得名于大廉垌。学术水平较高的道光《广东通志》是两广总督阮元主编的，他也认为廉州得名于大廉垌。

尽管古代有那么多史籍收录廉州府境内的廉江、大廉山得名于费贻的说法备考，而廉州得名也有与大廉山相关的记载，但无一人敢据此直接得出廉州得名于费贻清廉事迹的结论。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主要出现在现代一些介绍地方廉政文化或地方名人的书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