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小昌，原名刘俊昌，1982年生于山东冠县，在广西北海生活多年，现任教于广西民族大学，在《钟山》《十月》《花城》《上海文学》等期刊发表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白的海》，小说集《小河夭夭》以及《世界扑面而来》。

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一个秋日的下午，小昌站在北海一家书吧种满绿植的走廊中，仰着头。他一边望着四处攀爬的使君子，一边叽叽咕咕讲着什么。西斜的阳光打在他瘦削的脸上，浮现出线条清晰的轮廓，挺直腰板的小昌颇有几分少年英气。突然，他扭头来了一段：“如果善良得不到尊重，那么解决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翻脸。你若学不会翻脸，就要忍受别人的不要脸。”

我吓了一跳。从来没见过小昌这么一本正经，而且斩钉截铁，正气凛然。我想，这话讲得太好了，好得都不像小昌讲的。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是马里奥·普佐而不是小昌的话，这是《教父》里的台词。

背那段话的时候，小昌已在《花城》《十月》《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过诸多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2015卷的小说集《小河夭夭》，也已出版。

在我看来，那个时候，小昌的写作还有些“青春晚期”的痕迹，他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情绪、文风、故事，甚至主人翁的年龄等，多少有迹可循。然后，疫情突如其来，转眼间这三年又过去了，小昌的写作，在这三年间，像换了一个轨道，他也像变了一个人：竟然能安静地倾听，并且一边听一边点头，甚至微笑了。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难以想象，特指小昌和我们几个熟稔的朋友之间。其他场合，大学老师的淡定和礼仪，他还是相当规范的。

对小昌，有时我很好奇，一个曾在大型外资企业工作过，后又到大学里教营销的理工男怎么会对文学那么执迷？是什么让他发生这样的转变，他是在人生的哪一个节点转身？他要通过文学告诉我们什么？他将会往哪写，写到哪里去？认识小昌之后，我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多，但我不会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呢？作为一个写作者，难道我就不会长期观察小昌，然后在日后某天，把他的经历、变化写成我的散文、小说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吗？

作为小昌的朋友，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写完、改好一篇小说若干天后，住在北海市区东郊某处的小昌就会出街走走透透气。如果不是有特别需要办的事，小昌一般会到常去的那家书吧坐坐。有时就他一个人，坐在靠近吧台挨窗的那张桌子边，神情恍惚地和看店的小姑娘搭讪。更多时候，他会联系我们当中某个或直接在小群里约饭，然后大家或快或慢便聚过来，一起吃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中午饭。“我们”指的是几个好朋友，阿嗡、老郎、Sisiy、李丽和我。这中午饭一般会吃成下午茶。喝下午茶时间就是大家吹拉弹唱和讲故事的时间。先是老郎朗诵一首新写的诗、支起小提琴拉一曲或者摇头晃脑唱一首老歌，热热身，接着小昌大概率会引导大家进入聊八卦、讲经历、讲故事的轨道中去。

待人真诚、性情直爽、朋友众多的东北某警校退休老师老郎，是我们当中最愿意讲自己故事的人。小昌的中篇小说《乌头白》就是由老郎的故事演绎而来。小说女主角“于凤梅”的原型我见过。有一天，老郎要在距离书吧不远的一家酒楼，宴请几个千里迢迢自东北而来看望他的朋友，让我们作陪。“女主角”衣着得体，谈吐有度，举止优雅，如果不是老郎告诉过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她身患重症。都是在这世上活过几十年的人，大家只字不提与病痛有关的话题，平和聊天，自然敬酒，听他们回忆少年往事，讲十几岁插队时草原上的月亮，讲中年时各奔东西的纷乱，也唱《喀秋莎》《白桦林》《小路》。“女主角”几乎一直微笑地看着坐在对面的老郎，坐在她身旁陪她来北海的那个壮实男人，也一直微笑着，举杯，回话，缅怀往事，感激友情。

那是一次美好的聚会，一场愉悦的饭局，一回催生一部好小说的相遇。也可以说，那是我吃过的，最微妙的一顿饭。

“姐姐说，好多事情我都弄不明白。他说，好多事情根本弄不明白，弄明白了又怎么样？”“你可知道，人的记忆有多不可靠，有些事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或者只是梦到过，时间久了根本分不清。他们沉默下来，像是一同在听山林里的风声。”（小昌《乌头白》）

多年过去，老郎、“于凤梅”们的故事显然没有被全部埋藏到时光尘埃深处，时不时仍在每个人心里泛起，悲伤的或者欣慰的，都让人回味，若说还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青春的笑声已远，挺拔的腰身不再，不管不顾的激情日渐淡去，“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泪眼朦胧”。

人一过四十，发现有些事好像还没来得及展开、完成，一晃就过去了，有些事快得像才发生，转眼就消失得跟没发生过一样了。人像丢进了无所适从无法左右的时间和空间中。时间如太阳黑洞可见但无路可进，空间如高耸入云的石山触手可及，却是另一个世界。在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中，曾经的人是稍纵即逝的光影还是无处可寻的尘埃，是傲雪而立的蜡梅还是黑夜绽放的昙花，他们的样貌、经历、结局、悲欢、爱恋……是否让后人有所感有所悟？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一个关键点，他们可曾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

我于是想起一件事。多年前，我无意中捡到一箱即将被当作废纸卖掉的档案，那是我曾工作的那家已改成民企的老国企的员工档案，有数百份之多，最早一份档案是1952年的，距今已逾70年。这些档案中，有抗美援越中各船舶的人员名单、航线、开航时间、武器配备登记、货物清单，有检讨书、鉴定意见、处理决定，更多的是个人简历、招工表、工资单、转正通知书等。看着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邮票和信封，黑白照片上年轻英俊的面孔，繁体和简化夹杂蓝色墨水写下的一行行字，铅印的表格中歪歪扭扭填着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等，我一次次捂上自己的眼睛。我曾是这家企业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笑容、声音、相貌到现在我还能大概记得，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已离世了。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我想过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写一本书，记录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但难度相当大，至今还停留在准备阶段。我和儿子商量，一起做了这样一件事：把这些档案送还那些人的后人——那些可能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多的痕迹了。我们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也已联系到一些人。

人的生命，做过的事，消亡的速度何其迅猛。但一定会有人走进时间和空间，做寻找、打捞和还原事实真相的事。这样的事，对一个作家充满诱惑，做这样的事何曾不也是一个作家的本分？我觉得，小昌很多时候，在做着这样的事。

小昌笔下的人物，常常突如其来，又瞬间消失。他们的出现，更像是一张刚拉出海面的大网里，不经意被阳光照着的小鱼。他们走过的脚印，被时间的尘土掩埋着，我们看到的只是凤毛麟角。而且，读小昌的小说时，我常常自以为是地认为，那些埋在泥土中的细节，被埋藏伊始，又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小昌似乎要往无限大写，在无限大中寻找消失的细节。不能不说，这不仅仅需要勇气。

同为写作者，我能理解有难度的写作有多难，所以祝福小昌。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广西作协副主席，北海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