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年终于还是来了。北海的冬天虽没有北方那样寒冷刺骨，但海风带着湿气，吹在脸上也让人不禁缩了缩脖子。街上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喜庆的气氛愈发浓厚。

孩子自然是最喜欢过年的，放寒假，不用上学，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压岁钱。除夕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剁肉杀鸡了。我不知道母亲哪来的勇气，居然敢杀鸡，有时候一刀杀不死放旁边，过一会儿鸡竟站起来逃窜了。我们几个小孩冲过去围捕这脖子滴着血的鸡，一番闹腾。小的时候好像过年才有鸡肉吃，还有肉丸、春卷，北海做春卷的方法和别的地方不同，是拿猪网油来包着肉馅炸的，是母亲的“拿手好菜”。刚出锅的肉丸、春卷总让人忍不住用手去抓来吃，即便很烫嘴。小时候的零食也远不如现在丰富，但每一样都充满了童年的味道。糖果、瓜子、花生、麻通、煎堆，这些简单的年货，在孩子们的眼里却是无上的美味。

后来，母亲老了，病了，我上班也忙，往往除夕还要上班到饭点，所以年夜饭基本就不在家里吃了。年夜饭从家里的餐桌搬到了外面的餐厅，方便，却少了些温馨，也少了些围炉的感觉。

母亲于去年五月份离世。年一天天逼近，我也一天天惶恐。朋友聊天说要早早预订年夜饭，我在旁边只能听着。我不知道没有母亲的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过这个年。

“年”是太古时期的一种凶猛的怪兽，狰狞凶残，吃活人，人们谈“年”色变。“年兽”肆虐的前后，人们称其为“年关”。好久没有听说这个词了，年关。对于穷人而言，“年关”往往意味着一年的辛劳与挣扎在此时面临最终的考验。而对于今年的我，最大的年关便是思念。我惶恐不知道如何度过第一个没有母亲的年。想起她忙碌的身影，和蔼的笑容，或者佯作生气打我的样子，我的心都如刀割。

曾经在春节带着母亲和儿子去云游广西，自驾车一口气跑完广西的十四个城市；曾经在春节带着母亲和儿子去广东的特呈岛、来宾的象州热水村休闲泡温泉；曾经和母亲一起到雪乡去感受最寒冷的春节和那童话世界的洁白；曾经担心母亲在春节期间身体不好而提前安排她住院调养身体，在年前又高高兴兴地接她回家；曾经炒几个小菜，煮一锅海鲜粥然后静静地看着母亲和儿子津津有味地一点一点吃；曾经在大过年时母亲不好意思抱歉自己两便失禁，而我含着泪为母亲洗澡擦身洗涤脏衣物被褥时的幸福……而现在，我知道，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再见到她了，无法再听到她的声音，无法再感受到她的温暖了。我开始计划着如何度过这个没有母亲的年，我想逃离北海。

年二十八是我年前的最后一个夜班，不想来了几个重病号，还有要急诊手术的，看来这个想逃离的年是逃不出北海了。和儿子说了，儿子也知道我工作的特殊性，表示理解。

除夕，给母亲上了几根香也算是和母亲在一起了。我不懂做那些拜神祭祖的事情，母亲在世时也没有见她做过。不过我见过母亲做肉丸做春卷做扣肉，我也是从母亲那学会的，用猪网油裹着瘦肉沫马蹄等，炸出来那真是叫人馋涎欲滴。每年的春节我都会给保姆放假，而由我亲自照顾母亲，即使在她病重的最后几年。往年都是母亲早早吃完年夜饭就休息了，而我自己在客厅看春晚然后睡沙发，儿子在旁边玩游戏。今年也是我在看春晚，儿子玩游戏累了就回他房间睡觉了。我把春晚从头看到尾，又开始找别的春晚重播看。我睡不着。如果少年时的守岁是憧憬，熟年时的守岁便是无尽的怀念。我想象着母亲仍在房间里安静地休息，我不敢去打扰她。妈妈，那边应该是没有病痛的，你好好过年。

我姑且把今年称之为感情年关吧。鞭炮声从深夜十一点多响到了凌晨四点多才逐渐安静下来。而这一夜的喧嚣和安静像是一道分水岭，将过去一年的欢笑与泪水清晰地划分开来。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相聚与离别，那时候总想着起点，每次出差时总想着回到家就能见面，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终点。可谁知，这一终点便是永恒的句号。这些回忆，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都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母亲走后，她的衣物基本丢了，我只留着两件，一件连衣裙，那是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给她买的一块布料做的，她非常喜欢。怕她冷，我还留下了一件无袖的羽绒服，不贵的那种，也是我最后给她买的一件衣物。两件衣物套着，终点包裹着起点，也包裹着母亲冷与暖的一生，它们静静地挂在我的衣橱。我想母亲和我同在。在这夜深的除夕或者说是新年前的黎明，此刻的我，不敢告诉儿子这份痛苦和孤独。

儿子安静地睡着了，我悄悄看了一下沉睡的儿子，给他盖好被子，道了声“新年好”！也许我应该学会释怀与放下，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我要勇敢地接受现实，继续前行。也或许，时间会治愈一切伤痕。几十年之后我躺在沙发上又再次守岁。守着这流逝的时间，守着我自认为安静地在房间内休息的母亲，守着在甜美梦乡的儿子，守着绵长的怀念，一起迎接新一年旭日的初升。

（作者为医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海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