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表达者说》，属“聚学文丛”之一种。其文兼顾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特别注重文化价值。

作为知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的研究永远是孙郁所要表达的重点。该书对于鲁迅的研究，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格局下的鲁迅研究；二是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

“不同格局下的鲁迅研究”，作者在文章中，为我们展现了三种格局：学界的鲁迅研究，是把鲁迅放在一个知识体系中，越来越精英化、知识化；民间的鲁迅研究，更注重日常体验，注重个人阅读感受；历史中，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鲁迅研究，意识形态决定一切，需要，决定着研究方向。

“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中，作者特别谈了大江健三郎的鲁迅研究，和鲁迅研究对冲绳的影响。作者认为：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研究，是脱离学院派的个性化研究，“他把鲁迅内化到自己的血液里，使自己成为日本的批判者与独行者”。而鲁迅研究，对冲绳的影响，则是除了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的启迪，以及鲁迅所彰显的社会意义。

另外，在文章中，作者还谈了鲁迅研究对书法、美术界的影响，鲁迅研究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作者特别分析了鲁迅研究对中学语文教学影响。他认为：“中学教学里的鲁迅有很大的问题，几乎破坏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原因何在？“问题出在我们在用鲁迅最讨厌的方式看待鲁迅——把复杂的思想简单化，将反逻辑的精神逻辑化。”他举例说，“鲁迅不喜欢永恒、不朽的话题，但老师们要用永恒、不朽的方式解读文本”。言下之意，老师们以“永恒、不朽”的方式，将鲁迅“固态化”“简单化”“神性化”，以致于使鲁迅形象僵化，失去了复杂多样、鲜活生动的性格特点。长此以往，这样的鲁迅，自然也就失去了诱人的魅力了。

书中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属于书评的。但孙郁的书评表述，与一般书评文章不同，他很少就书论书，书只是一个切入点，由此而进入，而阐发，而深入，就此对某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宽广的理论探讨；或者，对人物作出论述、评价。如《大众的玄想》一文，借着对《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的评价，多维度，探讨宗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写作的叛徒》一文，借着对阎连科小说《四书》的评价，纵横捭阖，宏论小说语言的变革问题。《徐梵澄谈诗》一文，则借着对徐梵澄《蓬无说诗》的评价，广论徐梵澄的为人、为学。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文化理论研究者，孙郁常常以“文论之笔”写人物。因为理论修养水平高，目光敏锐，视野开阔，思考深刻，所以，无论是对人物之性情、行为，还是思想，都概括精到而深刻。对其作品之评价，更无论焉。评价徐梵澄，他说：“其人，‘有一种高远之气’；其文明观，‘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其学，‘打通古今中外’‘在驳杂里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评价张中行的文章，则曰：“文字老到精妙，内心静得没有杂音，仿佛是从博物馆里传出来的钟声，传递着失去的足音。”

作为一位知名学者，谈“治学”，似乎，是其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亦多有独到之论。谈及做学问的方法，他说：“好的学者一般不做高论，本乎史实，忠于文本，于文章缝隙间找思想的关联，从学术语言与文学语言中，建立自己认识方式。”边缘冷知识，常常被一些学者所忽视，但作者却特别重视，他说：“我一直认为，边缘化的冷知识，一旦变成活的思想，便会流出新意，它冲击着我们木然的心，使远去的遗存与身边的存在，不再隔膜了。”基于此，他的读书，除了重视主流文本外，还特别重视一些“杂”的书籍，他说：“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同时，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

孙郁的文章视野开阔，喜欢将问题、人物，放在大背景下进行阐述。善于纵横比较，在比较的视野中，增强文章的表现力。于是，思考深入，论述精到，呈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和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