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流江边的党江镇  吴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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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朗的春日上午，我约了几位好友，一起去探访党江老街。

我们是从党江镇政府这边开始的。镇政府西边的老街已修葺一新，保存得比较好。这条街叫西安街，不过，在橘红色的门牌号上，还可以看到“西安街共青路”的字样。估计西安街是以前的名字，后来又叫共青路，于是便有了西安街共青路这个街名。这里是一溜儿的骑楼，二、三层，西式的外墙装饰有罗马拱券、雕花窗饰、玻璃窗、花式女儿墙等，中式的屋脊、楼木板、墙木板以及卖货的铺台等也仍有存留。

西安街口，竖着几块宣传栏，介绍党江老街的历史。其中一块栏有这样的介绍：“……全长1425米。各居民街均有古建筑分布，均为古时的住宅、当铺及仓库。其中，中安街全程460米，沿路102户居民，共有16座古建筑，每座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两层或是三层建筑，宽4.5米，深度可达45米；东安街全程480米，沿路105户居民，共有6座古建筑，每座占地面积约135平方米，两层或是三层建筑，宽4.5米，深度可达30米；西安街全程485米，沿路107户居民，共有5座古建筑，每座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两层或是三层建筑，宽4.5米，深度可达25米。”

我们在西安街一边拍照片，一边和居民聊天。我想打探“西安街共青路”的历史，但他们都不清楚，只好遗憾地离开。来到位于镇政府东边的街道，我发现这里也叫西安街，门牌上却写“西安街和平路”，此名是不是为了区分两条西安街呢？这里的骑楼不逊色于共青路，街道路面也有四米左右的宽度，只可惜整体面貌稍差了些，中间一段房子因危旧都拆除了。

骑楼建筑，大家是有共识的，其用途就是商住两用，临街作商铺，后面以及楼上做仓库或住人。和平路第一间铺面侧面，写有一些蓝色的字体，但风雨年久，已分辨不出写什么了，正面的商号倒清晰：“志记”。我们看到“志记”大门是开着的，便往里面打招呼，出来一位阿姨，五十多岁的样子。她说，“志记”以前是经营布匹的，之所以叫“志记”是因为商号的创始人、其祖父名叫潘志忠，取班辈“志”为商号名。我们还想从她这里了解更多情况，她却摆摆手，转回厨房忙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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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和平路，跨过新安大道，我们来到中安街。中安街跟西安街一样，都是南北走向。在中安街，我们遇到几位老人在聊天，便上前打招呼，询问起中安街的历史。

一位庞姓的大爷指着前面一幢三层骑楼说，那是盐商用来经营海盐的，但才经营两三年，1949年后，盐商就离开了。这是他爷爷告诉他的。

聊天的时候，我看到骑楼旁小巷子的墙上有一行手写体的标语，字迹模糊，但可以辨出是“当兵杀敌，保家守业。党江乡政工队制。”是50年代初期的征兵标语。

中安街的骑楼，不完全是骑跨式的。这里的街道宽只三米左右，一些人家在盖骑楼时，采用收缩的建筑设计——外廊还在，支柱却省略了，利用楼上屋檐的拱跨来遮风挡雨。这种无柱骑楼，我在乾江古镇也曾见到过。其中有一家叫“福记”的商号的房子，二楼是用木板作隔墙的，木板还是原来的，一块块木板镶嵌在梁柱上，省去了砌墙的麻烦，又节省了空间。这样的建筑看上去很有民国风。可惜，“福记”大门紧闭，我们没能了解更多的情况。

继续往北走。老街上人很少，虽然偶尔有人骑电动车从身边经过，但很快又恢复了宁静。我们一边走一边对老房子指指点点，猜测是经营什么的。走着走着，便来到街的尽头，几位老人正站在屋檐下聊天。我们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问起中安街的故事。一位老婶子直言直语，说她嫁到中安街时还没解放，知道一些情况，但不多。她指着脚下的街道说，这一段街道的中间，当年是摆卖蔬菜的地方，相当于菜市场，解放后才搬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住的房子是狭长形的筒子屋，坐西向东，前后有二十多米长。前面作商铺，后屋连通西洋江。她说，那时候，西洋江边停满了船只，有运海盐、洋货的木船，也有从上八团（现浦北县）、灵山县运送山货、建筑材料的竹排，很繁忙。老婶子还说，他们家对面是一家当铺，两层的建筑，比他们家好得多，全是青砖建的，很坚固，但大门口却不大，两个人同时进出需要侧身，可能是防御的需要，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倒塌，现在只剩下一圈围墙了。

转一个弯是东安街，东西走向，三十米又转一个弯，还是东安街，复为南北走向，街道窄了些，房子也不如刚才看到的好，这里快要到郊外，不如中心的中安街和西安街繁荣。

党江老街形成的历史不算久远。据同行的朋友讲，党江大部分农田是清代道光年间才开始围垦滩涂而成，发育成为圩场，则更晚一些。据《合浦县地名志》（1983年版）载：“党江圩镇，位于合浦县城西南10公里，1096人。最初一姓党的人到此定居卖货。因此地江河较多，运输方便，逐渐发展成圩，故名。”并没有说到成圩的具体时间。在这部地名志里，还有一些与党江相关的有趣记录：“十房站，位于党江圩镇东北1公里，271人，最初有一盐商在此地建起十间房屋作盐站，故名。西洋江，位于党江圩镇北0.8公里，874人。此地妇女每逢送丈夫出海捕鱼，担心不安全，流涕痛哭，故名凄凉江。后认为此名不吉利，改为西洋江。西洋与凄凉谐音。”

西洋江，是南流江主干道的一条分支，原来在中安街西面，与中安街并排。因为水流不似主干道汹涌，适合停靠船只装卸，还便于修理船只甚至造船，因此西洋江也就成了船家、商人、客户来党江闯世界的立足点。慢慢地，这一带便成为了商埠，党江圩场于是出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洋江不再通航，人们开始填埋河道，一部分成为田地，一部分成为鱼塘，一部分盖起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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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党江发展的机会是从清代中期起的。那时候，南流江原有的五个出海口，东边的州江因淤泥壅积造成堵塞，船只难以直航西门江，上游下来的船只能走党江旁边的主干道（古称白沙江），出海之后再绕过西门江回溯到廉州，而一些竹排就只能停靠在西洋江边。这就给党江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廉州的漕运海盐，始于唐朝，盛于宋代。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记载的“（海盐）庶一水可散于诸州”说的就是这段历史。到明清时期，廉州府沿海盐场统一归白石场（在山口永安）管辖，大部分仍由南流江运至石康仓。清代中期后，因为西门江的壅堵，白沙江成了漕运海盐的主航道。经石康仓再转运各地，如往西走武利江，上岸后经灵山县到芦墟（现宾阳县）；往北至玉林福绵码头上岸，运往广西各州府。党江在其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船只停靠在西洋江边，住宿、吃饭，检修、补充，一片繁忙。

党江圩建在一个长条形的岛屿之上，居民沿着西洋江搭盖房子，逐渐形成了东安街、中安街和西安街的老街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因捕鱼、船运、修理、造船、开店等生意积攒了财富的客商，纷纷盖起了彰显实力的华丽房子做商铺。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党江人更是赶时髦一般，和当时的廉州阜民路上那样，盖起了一幢幢新式的骑楼。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了我国沿海大部分地区，大连港到湛江港都被日军占领并封锁了水域，南北船运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当时涠洲岛也被日军占据，并修有飞机场，北海市区和廉州城经常遭到日军轰炸，但抗战急需的食盐、药品、弹药、布匹、燃料等物资，要突破日军的防线运往内地，这个时候，南流江就成了国内为数不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来自内地军方的人员和民间商人，纷纷来到党江，从事抗战物资的采购和转运工作。香港、海防进口的西药、洋纱，本地的海盐、日杂、山货、蔑货，北来的京果和苏杭货（丝绸）等，聚集于此。据共青路上宣传栏的资料介绍：“一时间，岛屿成为商贸来往发达的中心，抗战前，党江每年平均输入内地的盐是一千万斤左右。抗战期间，党江每年平均输入内地的盐是八九千万斤。家家户户后院均有停靠码头，盐运商行、当铺、商号众多，大商号有大德堂、大业堂（浙江财团龚慰曾、禇国宝）、高兴庄（曾艺、潘仕高）、天和成（梁碧天）、永昌号（梁福阶）、英华庄（阮建英）、祥兴庄（刘济经）、永英庄（梁曼天）、泰江（陈四泰）、友信（陈卓元）、裕生祥（冯培华）……铸就了当时繁华的党江，曾有‘小香港’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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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党江老街，不时看到一些门楣上面还依稀有商号名称，如和平路“志记”的隔壁是“德囗栈”，共青路第一间是“苏燕囗”。虽然大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昔日商街的风采和繁荣场面仍依稀可见。

抗战胜利之后，全国的海运航线慢慢恢复，很多外地商家撤离，党江老街渐渐复归往日平静。现在，党江圩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街道建设越来越漂亮，居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幸运的是，党江圩镇的多条老街保存了下来，让后人得以到此探访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故事。

当我们转到兴江大道时，感觉仿佛进入了全新的天地，这里的建筑不再是旧颜色。记得，在中安街跟庞大爷聊天时，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江大道一带还是鱼塘或者田地，也没有路，现在却已建设成为党江镇的主要街道了，真是沧海桑田。

参观完党江圩镇后，我不由想起作家素木的文章，她的散文《党江，守望的冲积平原》中有这样一段话：“我80多岁的老姑姑就住在党江旧街——中安街。走进这街，旧时光扑面而来，这里没有西安街的华贵，平房的泥砖墙早已斑驳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火砖脚，响板木历经多年的雨水浸泡，也破损残缺。老的墙，旧的瓦，空旷而静谧，它们仿佛一下子沉寂了下来。”这样的古旧与沉寂，我特别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