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西北来，初至北海，已是秋末。西北的沙尘与北海的咸风，在我肺腑间交战了三日，终于以北海的胜利告终。这胜利的标志，便是我咳出了几口浊痰，而后呼吸顺畅起来。

北海老城区的街道不甚宽阔，却也不显得拥挤。路旁的榕树垂下许多气根，像极了回族老人下巴上的胡须，随风飘荡。我租了一间小屋，在二楼，窗外正对着一株木棉。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汉族老人，头顶秃了大半，剩下的头发却顽强地扎成一个小辫子。他见我是回族，先是愣了一下，而后笑道：“我们这儿清真馆子少，不过海鲜市场近，你自己做也方便。”

我本不善烹饪，但为了肚肠，也只得学起。每日清晨，我便踱向海鲜市场。那里的鱼虾蟹贝，排布得极有章法，腥气与海水味交织，竟不使人厌烦。摊主们多是本地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海白话腔调，起初我十句倒有八句听不懂。后来日子久了，也能辨出些意思来。

“阿妹，今早的鲳鱼新鲜得很！”一个卖鱼的大婶常这样招呼我。

我摇摇头：“我是回民，不吃无鳞鱼。”

大婶先是一怔，继而拍拍脑门：“瞧我这记性！下回给你留条大鲤鱼。”

我的邻居是个老太太，独居，养了一只肥胖的橘猫。那猫常蹲在我窗台上，盯着我的鱼缸看。一日我买了条活鱼养在水里，准备晚上做，回家却发现鱼不见了。正疑惑间，听见窗外有咀嚼声。探头一看，那橘猫正叼着我的鱼，冲我眯眼。

老太太知道后，连连道歉，第二日竟端来一碗红烧猪蹄赔罪。

“婆婆，我是回民。”我苦笑道。

老太太“啊呀”一声，手足无措：”那……那我给你煮碗鸡蛋面？”

“不必了。”我见她惶恐，反而过意不去。

“那怎么行！”老太太执拗地站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你等着！”

片刻后，她捧来一碟芝麻糕：“这是素的，素的！”

芝麻糕甜得发腻，我却一口口吃完了。老太太坐在一旁，笑得眼角的皱纹挤作一团。自那以后，她常做些素点心送我，而我也学会了做回族特色的油香回赠。她第一次吃油香时，被里面的花椒麻得直吐舌头，却还是竖起了大拇指。

北海的冬季不太冷，只是潮湿。我的关节炎竟没发作，想来是海风的功劳。元旦那日，楼下忽然锣鼓喧天。推窗一看，一队舞狮正经过。金红的狮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时而腾跃，时而翻滚，活灵活现。舞到我的楼下，那狮子忽然抬头，冲我眨了眨眼，随即从口中吐出一条红绸，上面写着“民族团结”四个大字。

我正惊讶，忽见舞狮人掀开头套，竟是海鲜市场那位卖鱼的大婶。她大汗淋漓，却笑得灿烂：“阿妹，新年好！”

楼下的老太太在窗口喊：“快下来一起热闹！”

我披了件外套下楼，被拉进欢庆的人群。有人递给我一根彩带，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舞动起来。锣鼓声中，我忽然想起西北老家那些封闭的日子，想起阿訇讲述的“天下回民是一家”的道理。而今，我却在南国的海边，与这些异族的同胞共庆新年，心中竟无半点隔阂。

春节前，房东来收租，顺便送来一副春联。我尴尬地说：“我们是不过春节的。”

房东摆摆手：“知道知道，就是图个喜庆。上面没写‘福’字，就写了‘和睦安康’，你们也能贴。”

我收下了。晚上对着春联发呆，忽然心血来潮，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副杜阿宜（祈祷文）贴在旁边。次日房东来看见，不但没恼，反而赞叹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好看。

“就像画儿一样。”他说。

开春后，我开始在附近一所小学代课，教孩子们写作文。班上有回族、汉族、壮族的孩子，相处得极好。一次，我让孩子们写“我的梦想”。一个壮族小女孩写道：“我想像马老师一样，走很远的路，看很多地方，然后把这些都写下来。”

我读后，鼻子一酸。下课时，小女孩偷偷塞给我一只纸折的小船：“老师，这是北海的船，送给你。”

如今，我在北海已住了一年有余。西北的沙尘在记忆中渐渐淡去，而北海的咸风却日益浸润着我的每一寸肌肤。昨日收到老家来信，问何时归去。我回信说：暂且不归。

因为在这南海之滨，我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既保持着我的信仰与习惯，又被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们温柔地接纳。这种接纳不是刻意为之的“团结”，而是自然而然的“相处”。就像那株窗外的木棉，既不开在西北，也不长在江南，偏偏在这北海的土壤里，开得如火如荼。 

（作者为诗人。）